卢 岚：论思想政治教育变革的空间转向

（卢 岚：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教授）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两场巨大的社会变革：一场是基于制度变迁引起的社会结构转型，一场是基于网络信息技术革命引起的社会空间结构变化。尽管两场变革在时间上有先后，但在影响过程上却是叠加的。中国社会变革是一个立体的、动态的现代化进程，即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的转型升级的过程。这个过程经历着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从现实社会到虚拟社会的空间转向。社会空间的转向究竟因应着人的思想观念和行动逻辑怎样的因果关系？这种异质社会空间环境所引发的深层精神转型给思想政治教育的变革带来怎样的冲击？思想政治教育在诸多空间存在的合理性依据是什么？本文试图厘清思想政治教育与诸多社会空间相互形塑与互动的过程，探寻思想政治教育在诸多空间中对话的合理性，完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

一、空间转向开启了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生长点

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衡量标尺，“如果说现代性总是被认为是一个由时间和历史问题主导的时代，那么也许现代性理想的持续衰落要求我们把进入后现代理解为向由空间和地理问题支配的时代转变”。[1] 时间正不断让位给空间，空间正在取代时间成为新的主题。换言之，时间和历史问题为轴线的现代性思考开始让位于基于空间和地理问题支配的后现代性思考，并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开启了新的理论生长点。

1．空间转向的缘起

空间转向理论肇始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并以“空间批评”存在，多指空间与文化理论的联姻。空间理论研究流派主要有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福柯的“权力空间”、詹姆逊的“超空间”、苏贾的“第三空间”、哈维的“时空压缩”，其共同之处在于关注人类在空间维度的生存与发展。列斐伏尔将马克思的社会分析批判转化为空间的分析批判，认为空间是社会关系的重要环节，指向社会关系的重组与社会秩序的建构过程，成为浓缩和表征当代社会重大问题的符码。[2] 换言之，空间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并随着历史的演变而重新解构和转换。如果说列斐伏尔强调空间作为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以及社会秩序建构过程的产物，那么福柯则认为，空间是一个权力交锋的场域。福柯将时代症候的关注点从时间焦虑转向空间焦虑，致力于空间的审视与解构，力图拆穿空间背后隐匿的知识和权力的共谋关系，揭示知识、权力与空间之间内在的隐秘的关联。[3]

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关注的是一种正统的、公开的、社会化的空间形态。可问题在于不同空间的连接处、同一空间内部的不同单元之间所出现的各种形态的缝隙、边角与空档等构成的日常生活的碎片空间则是被列斐伏尔所忽视的。他认为碎片空间是黑暗的、非理性的，因而是没有价值的，是“最卑微的、为传统史学所不齿的零碎、另类事件、行当和人物”。[4] 然而，互联网的出现使得空间生产的意义和外延发生了巨大的转向。空间生产的对象开始转向那些缝隙化、边缘化的碎片化空间。互联网使得那些偶然的、短暂性的碎片形态被生产出来，且被激活、收编、利用，使其与正统空间无缝接榫。因此，碎片化空间是一种常见的空间形态，只是先前处于被遗忘、被忽视、被遮蔽的状态。碎片化空间的填补与对接，使得一个彻底的、全方位的、立体化的社会空间的完整拼图逐渐形成。

依据福柯的判断，现代性直接带来当下的自我迷恋，其理论主题则从时间转向空间与身体，转向生命政治学，即超越标准化、同步化、集中化，超越金钱和权利，[5] 以空间转向与空间主导的“地点、方位性、景观、环境、城市、地域”等概念开始成为当代人类生活的核心概念。利奥塔等一些学者把这一转向称作后现代转向。而所谓后现代不过是现代性的补写，增加了现代性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因此，它依旧属于现代性的指涉范围，且现代性表现为一种抽离了时间的空间及其身体的持续在场时，实际是一种空间的转向。[6] 这种空间具有社会性的内涵，以及生产与建构的意蕴。

2．空间转向的价值

当今社会中逐渐形成了一种研究上的“空间转向”，即将空间概念带回到社会科学理论架构之中，以空间思维去审视社会。[7] 且这种对空间观念的重视逐渐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集体意识。华勒斯坦认为，即便是长久以来未曾言明，但是社会科学实际上是以空间观念为基础的。[8] 当我们把空间观念作为认识和思考周遭世界时采取的空间范畴，使用空间架构描述观点时，空间理论的引入不仅为人们还原具体的时空情境提供了可能，[9] 而且也使解决社会问题的空间观念得以确立。可以说，当空间从其原始的自然属性和物理属性维度挣脱出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也就拥有了一个崭新的空间批评向度。可见，空间观念不再是社会关系演变的静止容器，而是展现为诸多社会空间中各种矛盾互相重叠、彼此渗透的现象。可以说，“在今天遮挡我们视线以致辨识不清诸多结果的，是空间而不是时间；表现最能发人深省而诡异多变的理论世界，是地理学的创造，而不是历史的创造”。[10]

第一，空间转向是现代性的具体形态的展开。[11]社会空间理论通过分析个人、群体和公共机构在社会空间环境中的行为过程，探索不同社会空间环境尺度下，不同阶层行为主体的选择和行动，从而确立社会空间的变化与人们思想行为的逻辑关联性，诠释社会转型中出现的种种现象。因此，空间转向的视角是撇开现代性宏大叙事研究而展开的现代性具体形态研究。换言之，空间转向是具体的现代性研究，是现代性理论资源与基于现代性实践的想象力的综合。[12]这意味着中国的现代性研究可以具体化为乡土中国与城乡中国并存、现实社会与虚拟社会共在，以及不同空间之间的缝隙、边角与空档所构成的碎片化空间与正统空间对接所形成的完整拼图。

第二，日常生活碎片化空间的凸显及其价值。空间的社会性转向在实践上与工业化和城市化密切相关，也与当代信息化、全球化背景下空间维度变得突出直接相关。它折射着当代世界中广阔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转型。[13] 信息革命、全球化过程和网络互动建构了新的社会形态与社会模式——网络社会。网络的出现使得碎片化空间日益凸显，引致整个社会话语发生根本的扭转。先前被遮蔽的日常生活碎片化空间得以彰显，且各种社会思潮等无缝进入日常生活的深层结构，成为碎片化空间的填充物。

第三，空间转向成为思想政治教育新的生长点。“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思想政治教育与实施过程是一种社会选择活动，这种活动的能力取决于一定的社会关系。”[14] 社会关系是在一定的社会空间中展开的。中国社会变迁中社会空间的发展日益呈现出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从现实社会到网络社会的转变与并存的趋势，且在这种空间格局中呈现出社会空间的增长、社会组织的发展与国家控制并存的现实情境。如何触摸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破除人们的短视与深植内心的贪婪，构建和谐共生的社会？这与其说是一种逼问，倒不如说是一种沟通与对话的新的空间拓展。换言之，社会空间不再是一个纯粹的空间，而是一切行动者的集合体，是一个包含着社会制度、政治运演模式的社会复合体，其本身对行动者及其行动本身有着巨大的影响，当然也给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带来新的理论生长点。

二、空间转向引发的价值冲突及其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冲击

社会裂变所引发的碎片化、多元化状态从表面上看，是对以时间和历史元素为主轴的现代性所追求的宏观标准化、整体性、统一性的反抗，本质上却是空间多样化、差异化、复杂化的体现。[15] 社会空间结构的复杂多样，势必导致人们价值取向的多元化，这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巨大的冲击。

1．转型过程的复杂性是价值多元冲突的根源

大多数社会在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都经历着一个相对较长的过程，诚如安东尼·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一书中提出的时空延伸的概念，指西方经过几百年所完成的从传统到现代转换的历时态现象。这使得相对完整的传统形态在相当长的时间较从容地与现代形态共存，人们能够拥有相当充足的时间来审视、转化传统，调适现代。[16] 而中国则是在时空压缩的空间结构中展开，短时间内经历着从传统到现代，从一种现代形式转向很多方面差别巨大的另一种现代形式。时间上的急剧，空间上内容的广泛、幅度的强烈特性使得人们很难有相对平稳的社会心态与相对从容的时间乃至相对完善的思维来全面梳理自己生命的连续感、生活的意义感以及身心的安定感等诸多问题，更遑论深切展现人的主体-精神问题流变的历史机制、观念形成的原因。[17]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在短时期内也不可能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以应对现实的要求。

一方面，中国现代化发展经历着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换，现代性包含着从一种现代形态（建国以来到改革开放以前）到另一种现代形态（改革开放以来）的空间变化。在价值取向上呈现从传统到现代（包含从一种现代形态到另一种现代形态）的价值形态转变：所谓传统是指几千年的中国传统伦理情操，一种现代形态是指1950-1970 年代的共产主义伦理情操，另一种现代形态是指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精神价值领域中价值取向的多元化状况。[18] 市场经济的冲击，社会空间的流变，人们的交往方式从熟人生活空间走向陌生人生活空间的过程所引致的诸多社会问题，在城市意味着无数的个体被从经济维度尚包含政治、伦理、精神、文化意涵的单位共同体中解放出来，在乡村也意味着无数个体被从组织严密、管理严格，同时规划设计也包含着政治、伦理、精神、文化意涵的人民公社共同体中释放出来。[19] 这样中国的个体必然承受着从传统社会到现代性社会所要承受的主体- 精神问题。

另一方面，价值多元反映的是社会成员多样化的社会需求，这种多元使得主体的价值处于难以统合的多元离散状态，它折射的是不同阶层在现实生活中的利益冲突，精英与草根之间的矛盾日渐凸显。如何协调冲突使得不同利益群体的价值诉求能够通过对话与妥协找到最大公约数，取得广泛认同？在不同空间环境尺度下，不同行为主体的选择与人的思想观念有着怎样的逻辑结构？这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2．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的空间转向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人类生存状况由乡村走向城市，传统格局被打破，现代性充斥其中，进而形成了一个以货币关系为核心纽带的陌生人社会。陌生人社会形成了新的群体关系，它既是一种生存状态，也是一种发展阶段。人们似乎再也找不到“在共同体里与同伙一起，从出发之时起，就休戚相关、同甘共苦的感觉”。[20]这种空间的嬗变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极大的冲击。

第一，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的空间嬗变。当下，城市已经成为裹挟着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巨大势能。城镇化不仅是一个经济增长的过程，更是一个城乡社会融合发展的过程。如果说早期的“城镇化”要解决的是物的问题，它涉及城市扩张、景观建设等，而今天的现代化则要解决人的问题。不仅是城乡居民能够获得均等化的公民权利和社会福利，还应包含培育现代文化的进步理念。市场经济和农村工业化推动着农民身份发生多角色转变，使得无论是留守农民还是都市乡民不再能准确定位自身，普遍出现集体性身份焦虑，广大农民急于摆脱农民的身份符号，追求现代化、城市化的生活方式。城市化的影响加速着乡村的衰败，大量外出打工削弱了村庄的生机。同时，当面对食品安全、雾霾、蜗居等残酷现实情境，城市似乎意味着孤独、污染、风险集中等，迫使我们又产生对乡村田园生活的追忆。这使得我们不得不追问城市化的曲线为何那么陡？是否只有单向的城市化一条道路？近几十年的理论研究表明，当下人们对城乡的认识是基于一种精英立场所主导的价值坐标与意义系统来审视的。空间观念缺席使得乡村和城市在存在形态和功能意义上的多样性、差异性和复杂性常常受遮蔽。社会上所呈现的城乡热议多是精心挑选过的、被现实的意识形态与政治经济力量所填充的单向一面，遮蔽了乡村社会向现代化转变这样一个重大历史脉络过程中的内在张力，消解了乡村和城市本身所蕴含的丰富可能性。从空间视角来看传统乡土秩序的消解与失效，原有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皆非自然意义上的式微，它是资本线性发展对多元文明形态的排斥。其实农业本身具有独特价值和重要意义，对于任何国家都是不可或缺的。

第二，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并存格局及其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近代以来，工业化、城市化、社会化大生产等特点逐步形成了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以及乡村文化、都市文化、外来文化的差异与碰撞。改革开放以前，工业进程缓慢，农业占主体，中国传统文化占据主导地位。城乡差异主要表现为物理空间附着的文化差异，严格的户籍制度使得流动性逐渐减弱，城乡之间相对隔绝。对教育客体在相对隔绝、相对独立的空间场域中进行思想道德教育，容易操控。改革开放后，随着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的迅猛发展，市场经济的建立和逐步完善改变了传统社会结构中人们的生活方式与交往方式。城乡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城乡文化由原来的相互断裂、隔离变成相互碰撞、对立和冲突。城市文化凭借着其现代化的优势通过传媒、教育人口流动等强势下乡、广泛渗透，城乡文化逐步同质化。

文化层面的问题说到底还是思想观念和道德问题，而道德的核心是价值观的问题，是心灵和精神合一的问题。传统二元体制走向终结使得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导致中国问题转换为中国如何进入现代城市文明的问题，是城市与乡村如何在现代经济发展、人民收入增加的基础上不再互为他者，而是共为一体、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问题。这不仅是价值理念上的应然，而且是客观逻辑上的必然。[21] 换言之，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的空间转换意味着城乡文化的对立与冲突不限于城市与乡村传统二元结构之间，而是延伸至新旧市民、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等城市的新二元结构，造成城市乡民的分裂、隔离甚至对立。不同价值取向的陌生人如何克服彼此之间观念上的分歧与冲突，从而达成和谐是时代赋予思想政治教育的难题。

3．从现实社会向虚拟社会的空间转向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冲击

互联网的出现，使得现实物理空间得以延伸。当互联网突围物理空间边界，产生“脱域”交往时，网络为人类创造了无限的仿真空间，它既不同于物质所构成的物理空间，也不同于由文字所构成的意义空间。互联网激活了碎片化空间的可见性，也让我们感觉到陌生人的存在，感受到哲学上他者的分量和价值，感受到开放空间中彼此日益紧密的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当然也包括相互抵触、相互不适。[22] 它在日益改变世界的同时，也让我们明白，意义、信仰、价值不再是预制灌装式的，而是共生的，是与关系交互共生的，它不能再从共生关系中剥离出来，它的生命内嵌在关系、交互中。[23] 当然，网络也将许多事情裹挟入自己的逻辑之中，甚至改造着人性，导致伦常的松懈、义务的淡漠和责任的飘零。这就需要审视，从现实社会到虚拟社会的空间转换使得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运行机制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互联网能否许诺重构一种与时俱进的思想政治教育空间模式？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运作机制流变的内在依据。在传统的社会空间中，教育双方置于具体的、特殊的、可控的时空和角色地位之中。传统个体局限于实存的固定的物理空间，个体生命图景弥散于相对封闭的地理人文边界之内，易于思想政治教育的长驱直入，提升了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随着现代性转型的深入，日益复杂的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渐行渐远，过去以简单的社会互动、共享的文化密码为基础的熟人关系消失。“陌生人的交往，占据了人们生活周边的位置，却不能代替以前共享价值的道德社区群。”[24] 道德冷漠、信任危机由一种整体性的标签，具体化为每个人的焦虑与恐慌，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势必受到冲击。加之互联网拆除了传统社群的围墙，空间边界日益模糊，虚拟空间对人脉关系的聚合与再造，形成了一种全新的空间体验与实践话语。这势必推动思想政治教育运行机制发生变革。

第二，日常生活碎片化空间凸显。网络时代，社会化媒体试图将一切纳入“前台”，日常生活成为窥视与暴露的对象，体现为“有话就说、有事就秀”的过度分享状态。人们发微博、Q Q、朋友圈，不断更新状态，并在分享信息时主动暴露自己的位置、状态与踪迹，形成一种炫耀性的“存在方式”以及主体在现代背景下的“喧嚣与孤独”。[25] 当以点赞率、粉丝数、转发量等他人的评判反复刺激着日常生活的表演欲望时，空间意义上的社会管制成本大大降低，一旦日常生活碎片化的空间一览无遗地推向公众视野时，它就与正统的空间生产形成完整的空间拼图。虚拟网络不再虚拟，而成为实实在在的交往与生活空间，这为思想政治教育考察人们的思想流变、了解人们的社会心理动态提供了现实基础。

第三，现实社会与虚拟社会并存的格局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影响。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交织并存，意味着价值的生产方式和存在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空间观念旨在对宏大叙事的解构，关注微观程序，注重返回身体层面，关注生命政治。它反对任何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宣誓某种真理的叙事方式，反对任何宣称道德优越感的独特地位。[26] 此外，社会空间理论认为，任何文本意义的构建，都不是事先完成的，都是作者与读者所共同建构的。如果说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像啤酒生产那样，预先灌制在啤酒罐里，消费者只需买回它、打开它，就像喝啤酒一样，消费凝结在作品、文本中的意义。这种先生产后消费的理论，在空间转向中遭遇到彻底的颠覆。[27] 这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不仅要关注文本内容的科学与严谨，也要观照日常生活中人们的现实需要。在现实与虚拟空间并存格局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是集理论生产空间、思想交流空间、行动交往空间彼此渗透、重叠交织在一起的大格局。大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广泛混搭，势必给自上而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带来巨大冲击。其次，当下信息的传播不再是注入式的，而是聚合与消散同在，而且呈现出快闪式的速聚速散，内容、时间乃至人们的注意力都碎片化。价值观越来越难以调和统一，单靠重塑道德约束行为难度越来越大。尤其是当下的文化民粹主义潜流暗合在恶搞文化、娱乐文化之中引致的大众狂欢，实质上拉低了需求层次，在低端感官刺激上求得文化消费的最大公约数，导致文化内涵的底层循环。思想政治教育如何应对一个互动的、碎片化的、充分链接的、彼此依存的叙事模式？如何面对各种反讽、拼贴、恶搞与混搭的时代？如何对待财富、合作与情感都发生改变的时代？这势必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挑战。最后，思想政治教育应注重提升精英阶层的社会责任感，使自己成为引导大众的标杆，努力成为文化创造者、真理追求者、社会良知维护者。对于普通民众，如何规避其躲避崇高、价值悬置与虚无的状态，如何培养理性、成熟、负责任的现代公民，等等，都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使命。

三、思想政治教育空间转向的合理性

思想政治教育空间转向的合理性论证旨在解决社会空间所具有的潜能与人们主动选择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空间潜能对思想政治教育自身建构的作用。或者更具体地说，如何动态地理解思想政治教育在由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由现实社会到虚拟社会的空间转向中存在的合理性？

1．思想政治教育空间转向的研究论域与具体语境

“经济的发展并不足以培养好的公民，负责任公民的培育还要依靠道德价值的支撑。”[28] 物质对精神的挤压，使得人们过于关注物质利益而冲淡了其他价值的追求，导致人们精神上出现苦恼、焦虑、挣扎乃至漂泊现象。问题是经历了几千年的传统伦理本位教育而形成的日常生活，为什么在市场经济冲击的这短短几十年里，被市场逻辑穿透、被市场氛围干扰？道德与经济一撞上，是否就会全盘散架？一个人的道德体系为什么会瞬间崩塌，究竟是体系不牢，还是人易变坏？倘若真的出现人们在市场经济面前道德集体冷漠，对思想政治教育不信乃至反感，那么今天为什么即便是强调追求物质利益的人也多数从心底里并非真的认为没有责任感、道德冷漠、诚信缺失、没有担当的生活为好？所有这些问题到底是因为无法超越现代社会的种种障碍，还是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本身不够完整有关？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空间转型中，也伴随着社会价值与道德的转型。在这场转变中，当个体作为独立与自由的主体进入市场后，作为自己命运的承担者，其进入市场的目的就是获得最大化利益。因此，怎样实现利益最大化，这其中既有道德与不道德的问题，也有合法与不合法的问题。倘若还用传统理想主义模式的思想政治教育，自上而下地硬性灌输，缺乏与民众个人需求之间的结合，即便是教育者自己讲得通，别人也未必想得通。问题还是对于市场经济运行所必须遵循的新道德，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准备不足。因此，如何将主流意识形态内容的阶级性话语解释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共同标准，使得多样性的个体诉求同主流价值关联，以增加每个个体对主流价值的认同，成为时代赋予思想政治教育的使命。总之，在一种以现代性为主线的时空压缩性结构中所展开的历时性问题共时性存在的情况下，如何在新的社会空间重建与现代化道路相适宜的价值认同成为当下思想政治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

2．思想政治教育空间转向的合理性

思想政治教育空间转向的合理性研究，需从理论生成逻辑、现实逻辑与关系结构层面进行论证。第一，从理论生成逻辑来说，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必须在一定空间中展开，这是研究者个体与其研究领域在空间上的衔接。换言之，它将研究者内在的主体性和研究旨趣与整个研究世界统一到空间中展开。思想政治教育的空间转向既是研究者以及教育主体对空间的知觉，也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过程的空间经历与空间体验。就此而言，空间观念既是我们认识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时所采取的空间范畴，也是我们描述、表达、规范与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时使用的空间分析架构。思想政治教育的空间转向旨在打捞沉积的要素，扭转被遮蔽的意义，凸显空间对人的意义以及空间创造社会生活的行为。空间的缺席导致思想政治教育局限于时间维度的单一研究视角，致使分析框架陈旧与研究结论的随意。

第二，从现实逻辑来看，用空间转向的视角来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符合马克思主义实践路径的一般逻辑。按照马克思主义生产原理，“不管在什么地方，处于中心地位的是生产关系的再生产”。[29] 用社会空间理论来分析中国数亿人口的大规模社会变革是一个重要且新颖的视角，因此用它来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势必也是一个新的理论生长点。人类实践活动过程就是人类创造和利用各种空间概念的过程，人类认识和改变世界受时间和空间串联形成的时空观念的影响，空间不是被动和空洞的容器，而是社会生活实践中主动积极的元素，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运作中相互形塑而形成的深层社会空间结构。因此，从现实逻辑来说，空间转向旨在探讨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空间的互构关系。厘清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及其在实践中的角色、地位、场景、生存条件等因素在空间的相互形塑，揭示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空间中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其他因素的相互关联度，意味着一个“突破时空阻隔，以巨大内生动力实现革命性历史跨越并书写文明史交流与互动的新篇章的时代的到来”。[30] 从实践上说，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过程就是利用、重构乃至建构各种空间概念来实现其目的的过程。

第三，从关系结构来看，空间是一个充满差异性的建构场所。我们所关注的社会阶层、阶级、权力都共生在这样一个空间中，落实空间正义，生产一个和谐的空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人是构成社会结构的核心，其关系结构的良性发展是社会得以运转的前提，因此社会成员在社会空间中的关系结构分布是否和谐至关重要。

本文欲将社会成员划分为精英与草根两大群体。精英与草根在利益支配权上的强弱差异直接决定着其关系结构在空间的分布状态，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其分布是否合理是空间正义的重要标志。这从现代化所炮制的全球化负面影响逐渐显露可以看出，如美国出现了“特朗普”现象，英国出现了“脱欧”现象，德国反对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等等。种种现象表面上是人们对经济全球化的负面情绪和言论，折射的却是现代化的结果所导致的两极分化的严重后果。因此，改变以时间维度为主轴的现代化所遮蔽的空间维度，弥补精英与草根之间的鸿沟，合理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结构，把发展的重心从制度安排转向和谐发展，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思想政治教育空间转向的合理性体现在其嵌套在空间结构中，对不同群体关系结构的有效介入上，找到最大公约数，以达成共识。（编辑：龚春燕  校对：黄扬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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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选自《思想理论教育》2017年3期）